加入CPTPP：推動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

歲末年初，雖然天氣嚴寒，疫情在全球繼續擴散，在中國也有局部反彈，但中國經濟和對外開放領域卻仍然是暖風勁吹、亮點頻出。先是中國與周邊國家正式簽署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宣告達成；繼而《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于年末最終完成，歷經7年的漫長歷程終于修成正果。與此同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全面推進改革開放，要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一時間成為坊間熱議的焦點，掀起了中國對外開放進程的新浪潮。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宏大的歷史進程，這一進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在充分消化、吸收每一輪改革開放政策的成果、在每一輪開放政策的效應釋放殆盡、政策張力趨于衰減的時候，適時開啟新的進程，使新的改革開放舉措既開疆破土、除舊布新，又因應時勢、水道渠成。當然，任何改革開放政策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新政策既是對相關產業、行業、企業的挑戰，又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和制度規則的深刻調整。如同RCEP從2012年11月開始歷經8年才完成談判，中歐投資協定則走過7年35輪談判歷程一樣，中國加入CPTPP想必不會一帆風順，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當然，我們也相信，經歷了RCEP的8年談判的經驗積累，特別是經過中歐投資協定這一高水平經貿安排與歐盟27個成員國達成一致的錘煉，加入CPTPP的過程應當會相對順利。

不妨從CPTPP的歷史、內容與原則、中國所處的國內外環境等角度觀察中國加入CPTPP的前景及影響。

首先，從CPTPP的歷史看。眾所周知，CPTPP的前身是美國主導的TPP，更早則可以追溯到2005年新西蘭、智利、新加坡、文萊4國建立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SEP）。美國熱衷于主導和推進TPP談判是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其目的一是主導21世紀的全球經貿規則制定（這從美國同時力推TTP和TTIP兩大談判以建立全球經貿規則的情況可以看出），二是以高標準的嚴苛規則排斥中國加入、制約中國發展。然而，特朗普執政后的第一天就宣布退出TPP，使這一剛剛達成的協議險些夭折。在日本等國的主導下，美國退出后的剩余11國對TPP協議加以修改，以CPTPP的名稱使之得以存在。如果說TPP的要義是美國主導、限制中國，那么CPTPP的指向則是經濟全球化時代高水平的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與市場開放。CPTPP的現有成員國都與中國有著密切的經貿關系，大多數還都與中國同屬RCEP成員國，一般都不反對中國加入。事實上，一旦中國加入，CPTPP的體量將從目前成員國GDP占世界GDP的13%猛增到30%以上，大大增強CPTPP的影響力。只要中國加入的條件適當，這些國家當然會樂見其成。

其次，我們著重分析一下CPTPP的內容和原則，由此觀察中國加入CPTPP的難點、障礙與前景。

CPTPP和TPP一樣，都被認為是第二代高標準FTA（自由貿易協定）的模板，涉及關稅減讓、貿易便利化、投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透明度等方面。CPTPP協議的結構也與TPP完全一樣，都是30章，超過RCEP協議20章的范圍，也超過美國既往與亞太國家簽訂的FTA一般包括23或24章的范圍。這些增加的章節，都是傳統自由貿易協定較少涉及的所謂“邊境后”規則，諸如競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政策、國有企業、中小企業政策、監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敗等等。不過，CPTPP在保留TPP全部章節、內容和結構的基礎上還是做了不少修改，一共22項條款被暫?；驍R置，這些暫停和擱置的內容包括：海關監管和貿易便利化條款、投資條款、服務貿易條款、金融服務條款、電信服務條款、政府采購條款、知識產權條款、環境條款、透明度與反腐敗條款。這些條款都是美國最為強調而在其他國家充滿爭議的部分。正是這些修改，使CPTPP的內容在高水平貿易投資自由化原則之下，降低了相關要求的強度，縮減了所涉及的領域與范圍，增加了條款的彈性，使各國都能接受并較快達成一致。

不過，盡管CPTPP擱置了TPP的少部分條款，但CPTPP仍然是一個高水平的自貿協定，對于我國現有經濟體制和現行貿易投資規則仍有不少挑戰。從CPTPP現有條款看，一般認為，我國在紡織服裝、原產地規則、海關管理和貿易便利化、貿易救濟、發展、爭端解決機制等方面基本能夠接受CPTPP的條款；在技術性貿易壁壘、投資、金融服務、政府采購、環境、中小企業、透明度與反腐敗等方面雖有障礙但接受起來難度并不太大；而在貨物的國民待遇與市場準入、跨境服務貿易、電信服務、電子商務、競爭政策、知識產權、勞工、監管的一致性、國有企業與指定壟斷等方面則與我國現行制度規則差異較大，有較大的接受難度。

當然，必須注意到，在過去幾年中美貿易摩擦的沖擊下，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下全球化面臨斷崖式滑落的背景之下，中國大大加快了對外開放步伐。自貿試驗區大幅度擴容、RCEP的成功簽署，以及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的如期完成，都是中國積極推動的結果，也是由于中國在市場開放、知識產權保護、勞工、國企競爭中性等方面作出較大讓步的結果。經過這些大幅度開放的洗禮，中國應對CPTPP挑戰的能力自然顯著增強。何況，上述領域的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本來就是我國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后不可回避的課題，也是我國構建該水平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

再次，中國積極爭取加入CPTPP的意義還應當放到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的背景下看待。

從國際環境來看，如已指出，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大幅度萎縮停滯，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的“脫鉤”、“斷鏈”與孤立主義潮流已經實實在在地影響到各國的經濟發展，2020年全球貿易投資規模出現了斷崖式跳水。盡管美國將會重新加入一些國際協定，重新申請回到CPTPP也未可知。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大國博弈大背景之下，各國之間的博弈仍會持續，全球一體化結構和多邊貿易體制短期內很難取得大的突破。無論如何，在此種背景下，排他性的雙邊、多邊、區域、跨區域的經濟合作與自由貿易安排將是未來的主流趨勢。CPTPP作為一個涉及地域廣泛（英國等亞太域外國家也都在申請加入）、經濟體量巨大、涵蓋21世紀經濟發展最為活躍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安排，肯定會成為主導這種趨勢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國作為亞太地區的核心成員、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然應該加入其間。

再從國內經濟環境來看。中國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經濟成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艱巨任務。在經濟全球化受挫、外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黨中央及時提出了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繼續深化改革開放、走向更高水平、制度型、規則型對外開放則是必備條件。譬如，隨著國內大循環的推進，我國在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以及最終產品市場上會逐步擺脫對發達國家的單向依賴，在自主創新、核心技術、內需市場方面不斷取得進展，但這不是說我們可以獨立掌握所有關鍵技術和核心零部件生產，這既不可能也無必要，而是說在這些方面形成互有領先、各有所長、互有需求的局面，最終與主要發達經濟體之間建立一種平等、對等、競合、互惠的可持續的對外合作格局。這就特別需要在市場準入、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領域與外部世界規則相容、互利合作。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加入CPTPP之類的高水平國際經貿自由化安排，將有利于促進構建新發展格局與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馬相東 王躍生